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郭宇寬
  前些日子我看了一本書,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編的《中國底層訪談錄》,書中採訪了中國很多底層老百姓,比如上訪、維權者。客觀地講,我接觸過這些人,包括這本書裡面描寫的這些人的狀況,很多人是偏執狂。這些人的偏執表現在他們的思維方式,或者說他們努力的方向是鑽牛角尖。比如他們在村裡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我們講退一步海闊天空,又何必在這件事情上較勁呢?而他們為了這一件事情,可以百折不回,幾十次上百次地跑到北京上訪,從縣到市、到省,一步步上訪,不撞南牆不回頭,撞了南牆也不回頭。而且他們能夠一遍一遍地跟別人重覆自己的遭遇,非常執著。作為旁觀者看來,他們付出的努力是很不值當的,何必要讓自己成為那樣呢?但是,他們就執著於這樣的意志,一定要把這個事情做成,有點像堂·吉訶德和風車作戰的那種執著。    
  他們一遍遍地和別人講他們對於公平的追求,讓我想起另外一個我非常敬佩的案例———新東方創始人俞敏洪。他和人講話的神態、眼鏡片後面發射出的真誠的光彩,也會讓你覺得這個人是個偏執狂。當年他作為一名北大的老師,小日子過得也是讓很多人羡慕的,他能夠以那樣的毅力在北京五道口一帶,遇到電線桿就貼小廣告,見到人就一遍一遍地重覆他從絕望的窮山中劈出一塊寶石的信念。他的毅力和他宣傳自己觀點的感染力,在我看來這種精神和上訪的、維權的那些人是一樣的,但是俞敏洪把毅力和偏執的精神用在了英語培訓上,在這方面做出了一番事業,而那些維權的人,在現在的中國會受到很大的傷害和損失。
  前段時間我和學術界的人交流,發現中國近幾年有兩個專業領域在國際學術上發展得特別快,一個是生物科學,一個是材料科學。原來在國際一流的期刊上很難有中國學者的文章,而最近這些年,從一開始有個別幾篇在海外的華人學者發表的文章,到後來有些華人學者被請回國內教書,越來越多的華人文章出現在每一期的國際期刊上。
  我理解材料科學和生物科學非常枯燥、是讓人很難堅持下來的一門學科。比如諾貝爾獎里愛因斯坦發明相對論,需要的是天才的想像力;而有一些發明,比如居裡夫人,是需要長期艱苦的實驗,為了發一篇論文要廢寢忘食,要跟自己較勁,是非常枯燥的過程。有時候是需要跟得上前沿的文獻,有時候是比誰更加勤勞。同樣一個實驗,也許國際上有幾個實驗室都在朝這個方向努力,你能夠日以繼夜、廢寢忘食,帶著一批研究生努力地做,搶先把這個實驗成果做出來發表了,這個成果就是你的了。中國學者成批地在材料和生物學科方面,在國際一流期刊上占據一席之地,在我看來,與中國人的偏執、勤奮,遇到一個目標能夠忍受枯燥的努力是非常有關係的,這也讓我想起富士康的生產模式,枯燥的企業,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成功的案例,在中國,包括前幾十年的東亞國家,如日本、韓國等這些國家的企業,就有生存的空間。在我看來,這是長期的東亞生產方式對人的訓練,是對枯燥的忍耐和勤奮的自我挑戰的能力發揮了作用。把這種能力發揮在打工上,能成就出富士康這樣勞動密集的企業;發揮在創業領域,可能就會成為像俞敏洪這樣成功的創業者,成就一些非常著名的企業;發揮在科學領域,就會成就出一批國際前沿的學者。
  英特爾創造人安迪·格魯夫曾說過一句震撼人心的話: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從商業的角度來講一個民族就如同一個品牌,需要獨立的信仰和哲學才能凝聚人的力量。偏執不是和常規格格不入,而是一種把常規推向極致的認真、堅韌、百折不回精神。這些維權的人有百折不回的精神,現在在很多人看來,也許他們像神經病一樣,是被人同情的非常可憐的形象,但是,對這方面不懈的追求,未來也許會把這個國家的公平和正義推到一個世界領先的高度。
(原標題:郭宇寬專欄:偏執的民族大有希望)
(編輯:SN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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