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天來,習近平主席訪歐引發廣泛關註,其在歐洲三國所做的數場演講更是好評如潮。4月1日,習主席在比利時歐洲學院演講時,一段話被媒體高度關註:“君主立憲制、復辟帝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都想過了、試過了,結果都行不通。最後,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這一論斷與十八大報告提出的“三個自信”和“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等提法一脈相承,也是歷史和現實經驗的深刻總結。
  政治的本質是政權問題,政權的關鍵又是哪個階級掌權的問題。就此而言,國體問題(也就是政權的階級基礎問題)才是政治生活的核心問題。民主只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根本沒有超階級的民主。毛澤東曾指出,“沒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階級的自由,具體的自由。”“民主是一個方法,看用在誰身上,看乾什麼事情。”錶面看,多黨競爭和自由選舉使每個公民都有參選勝出機會,因而似乎最能體現民意;但在實踐操作中,競選實際是資源、財富、勢力的比拼,由此決定了民主政治永遠是少數寡頭間的游戲。在民主問題上,缺乏階級分析觀點,一味將實現“民主自由”、變革政治體制視為紓解困難的“萬能靈藥”,而迴避“哪個階級掌權”這一主要矛盾,要麼是真糊塗,要麼是裝糊塗。在實際中,它很容易導致“撿了芝麻,丟了西瓜”的尷尬處境。
  在阿拉伯世界,埃及、約旦等國早在殖民統治時期就建立起現代民主制度(如議會、政黨等),但真正掌權的基本都是國王和大商人、大地主等權貴階層,由此才會使中東國家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紛紛發生政變,轉向威權政體。在南亞,民主選舉幾十年,但最終勝出的始終是幾大顯要家族成員。在印度,下院所有30歲以下的議員均出自政治世家。烏克蘭的民主博弈,同樣是大國博弈背景下的寡頭之爭,即以金融和採掘業寡頭為首的親西方寡頭和以傳統製造業為首的親俄寡頭之爭。即使在被奉為“民主典範”的美國,民主政治同樣是“富人的游戲”。美知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曾說過:“我們當前的體制似乎是依據‘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來運行的。”在這些國家,無論誰上臺,當權者都是優先為本家族或本階級謀利益,而不顧多數民眾的利益關切。
  中國自身的政治探索同樣表明,試圖借推行西式民主實現民族崛起,完全是南轅北轍,緣木求魚。晚清時期,康梁等人主張君主立憲制,但並未輓救清政府;辛亥革命後實行總統制,中國隨即亂象紛呈:廖仲愷遇刺、袁世凱稱帝、曹錕賄選、張勛復辟、軍閥混戰等等。——這個中華民族蒙受苦難的時期,卻被某些“民主原教旨主義者”描繪成令人嚮往的“民國範兒”,實在匪夷所思。後來,蔣介石政權靠武力而不是靠自由民主統一了中國。同樣,中國共產黨是靠武裝鬥爭和勞工大眾,戰勝了政權階級基礎薄弱的蔣介石。毛澤東後來總結道:“我們為什麼能取得政權呢?為什麼能和有外國援助的軍隊打仗呢?就是因為有人民”。新中國建立後,我們在國體上堅持依靠工農階級,政體上實行民主集中制,最大限度地調動國內人力物力資源,使新中國在短短幾十年內,從落後的農業國,變成能夠製造出原子彈和氫彈的工業化國家,如今更是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足以說明,中國的政治制度非但不遜於西方民主政體,反而比西方政體更具優越性。
  從世界範圍看,正是由於西式民主的欺騙性和虛偽性日漸暴露,“民主化”在當今世界日漸失去了號召力。2014年3月,英國《經濟學家》刊文感嘆“西方民主病在哪兒”,坦承“民主”在全球發展停滯甚至出現逆轉。“自由之家”認為,2013年已是全球“自由指數”連續第8年下降。2013年皮尤調查顯示,85%的中國人對本國發展方向“十分滿意”,而美國這一數字僅為31%。
  一個國家找到適合國情的發展道路並不容易,尤其中國國情複雜、人口眾多,我們更應珍惜現有政治制度,不能不負責任地進行“政改試錯”。中國一旦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很可能造成無法輓回、無法彌補的災難。2011年埃及等阿拉伯國家民主化試驗已經表明,盲目照搬別國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很容易水土不服,帶來災難性後果。
  (田文林,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研究員,海外網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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